本世纪末中国人才估量

1999年春我国人才市场出现这样的现象，用人单位胃口大大提高，要求文秘、推销等专业职位，必须在本科之上，而计算机、法律、工商管理等热门专业起点为硕士，形成了“水涨才高”的趋势。中国改革报就此做了综合报道。

广州市今春需求10182用人职位中，有8148个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，占需求人才总量的80％以上，有近4万人竞争这些职位；佛山市人才交流会上，现场录用1600个应届大中专毕业生，却有来自东南西北万名学子人山人海般地涌入人才集市，结果只有25％左右的达成初步“成交”意向，而当场拍板录用的“人才”只有12人。

据统计，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不到5％，与西方国家差距还是相当大的，人才短缺本是情理之中的必然，可为什么使用人才却提前出现倒挂？据人才市场“成交量”分析，首先是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不能衔接对口，高校学科、专业结构设置与社会需求不成对称，造成某些专业人才偏颇过剩，形成供过于需的人才积压市场；从社会及用人需求市场分析，特别是新毕业的专业人才，择业期望值偏高，不愿去基层，一味追求高薪舒适的就业环境，形成一些职位像考高校的独木桥——“百里挑一”；人才使用的价值出现异常偏高，一般职业屈就高学历者举不胜举，高级人才的“屈就”使用，使原本适应的人才余出。由于待遇差距，谁还愿意用学历低一些的人才呢？我国真正需要人才嗷嗷待哺的中小城市、农村，因为环境的制约，不仅缺乏吸纳人才的激励机制，甚至也无法留住人才。

世纪之交的中国，高级人才已出现严重断档，人才资源也面临严重短缺的威胁。据国家人事部与相关人才研究所调查显示：目前，我国高级人才资源中，大专以上学历者127．8万人，占高级人才资源总量的87．63％，而这一比率却比1980年的93．88％低了6．25个百分点。1997年国家教育部部属高校博士生导师88％的年龄在56岁以上，其中北京大学400多名博士生导师的年龄超过了62岁，中国科学院在首都高校的29名院士中，年龄普遍超过了70岁以上，中国两院院士平均年龄65岁，我国高级专业人才，年龄在55岁以上占41．38％。

据新近中国老龄委调查报告显示，到2000年我国将有42％以上的高级职称人才退休。这份报告具体分析到，我国100多万高级职称人才中，45岁以下的占6．3％，35岁以下的仅占1．1％。高级人才出成果有其最佳的生命龄期，科技工程领域35岁为最佳创造龄期，文学艺术领域45岁是最佳龄期，社科哲学领域40岁是思想开始成熟、思维最活跃的创造佳期。到下世纪初期，以上这些领域人才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将跌至新中国50年来的最低点。根据科技就是生产力的论断，至下世纪20年代期间，因尖端学科、重点学科、应用学科带头人的急剧减少，我国在世界上这方面的地位将呈下降趋势。

自1978－1998年，我国累计派出留学生超过31．6万人，回国服务的只有近10万人，有2／3的“学子”未回“故土”，其中有近10万人留在美国。到1998年，我国出国留学生首次突破20000人，每年达到23000人。

我国国家级人才格局两极分化，青黄不接是不争的事实。

特别值得分析的是：我国目前的尖端学科人才，大多是新中国之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自己培养的，然后出国深造，回国后担纲成为90年代末期科技、学科的领头人。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，第一掠夺性招揽“人才”的绝招是“移民”引才。据知，新中国成立50年来，几乎从来没有通过合法引进过国外“移民人才”，而国内大批尖端人才、青年人才却被合法、非法大量移民；与此同时，由于国内的移民政策严重缺失，包括省际、地级“人才”移民，也是困难重重，实施艰难。“高级人才”是没有国界的，只要哪里能提供更好的环境，“高级人才”就会流向哪里，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，实际上也是20世纪全球吸纳尖端人才所实施的宏观战略。